祁阳之石
文/李旭
（一）
(资料图片)
祁阳的文化是与石头结了“梁子”的。
从2016年11月祁阳石申请国家地理学标志产品成功算起，追溯到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元结，以及他和颜真卿所创浯溪摩崖“三绝止，祁阳的石文化一直是贯穿着祁阳文化的主线。是元结不经意间，让祁阳石与浯溪摩崖来个首次文化碰撞，从此，祁阳的石文化渐现端倪。元结走了，在浯溪，他留下巍峨耸立的千古摩崖石刻《大唐中兴颂》，又让一方方祁阳石砚躺在他的行李箱里，顺潇湘之水远走他乡。他不知道，他在祁阳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时代。如果说祁阳石砚是行走在元结包裹里的石文化，那么，浯溪的摩崖石刻，则是由元结和颜真卿镌刻在祁阳脊梁上的一段亘古不动的神话。这一动一静之间，把祁阳的石文化演绎到骨子里去了。
说祁阳石是祁阳的本土石文化一点也不过分。同时与之激活的浯溪摩崖石刻，则算是“客籍”的石文化了。外来的文化带有初萌的眼光，但最真实，每一方石刻都有一段与祁阳的不朽情缘和故事。浯溪摩崖用沉默俯视江面，记住投映过的每一个来往者的面孔。有意思的是，出产祁阳石的祁山在祁阳市之东，浯溪摩崖在祁阳市之西，与坐落在祁阳市南边，天马山脚麓，湘江之滨的文昌塔形成一个三角合围之势，祁阳市如三角对角线的中点，祁阳的文化核心除了石头，似乎找不出第二个替代的东西，这已不是用厚重来形容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文昌塔竟然也是用石头垒成的，是祁阳读书人的图腾。旁边的祁阳一中得天独厚，人才辈出，这应该不是一种刻意安排，而是祁阳人对石文化的信仰与诠释。祁阳石，浯溪摩崖石刻，文昌塔无意中构成祁阳文化的全部思想和内涵，值得深思。
祁阳石掩藏在祁山的层峦叠嶂之间，靠缘分才能求得。它如待嫁姑娘，深藏闺中，养成温顺如玉的性情，嫁与不嫁，它都是祁阳人手心里的宝。而浯溪摩崖则与之相反，高调突兀，暴露于湘水河畔，任风侵雨蚀，洪流冲刷，却依然昂首挺胸，泰然自若，巍然立于天地之间。它们就像一对从书本里走出来的一对“小冤家”，一个收敛，一个张扬；一个阴柔，一个阳刚；一个小家碧玉，一个激情四射。它们既对立包容，又和谐共生。文昌塔出现得比较晚，它就像它们的孩子，优雅，安静，书卷气十足，而且志存高远。立在塔顶，阅尽炎凉变迀，却处事不惊，不知胸藏多少故事，心怀多少诗书。单它脚下踩着的，便是万卷书岩，就这寓意，祁阳代代英贤，也就情理之中了。
祁阳石纹理如行水流云，根据其特性，艺术形式多表现为“画”的内容。它经过历朝历代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，制成了精致的石砚，插屏，以及各种摆件。它们安静地摆在文人墨客的书房，与经史子集为伴，诗酒花茶为伍，处处散发一种儒雅气质。用时间体现自身的价值，成为祁阳的一张文化名片。浯溪石刻就不同了，它多表现为“书”的形式，而且走的是文化名人路线。从元结的《大唐中兴颂》到清代书画家何绍基的《谈〈中兴颂〉碑有作，用山谷韵》诗刻止，皆以名人笔墨的大家风范而奉为经典。传统中国的书和画，在祁阳的石文化脉络里面，既有机的分散，又巧妙的融合。走得出去的祁阳石砚，留得住的浯溪石刻。两者形成互补之势，这也是祁阳的石文化形成的两种自然而然的文化态度。当然这只是它们各有所侧重而已。它们的根是一样的，自古书画不分家。
（二）
祁阳石，浯溪摩崖，文昌塔，它们之间已经有了一根纽带。在游览浯溪时，我经常纳闷，浯溪摩崖与陶铸铜像是不是也有一根看不见的纽带呢。我想，它们应该存在某种关联的东西。是不是我们在欣赏摩崖石刻的书法美时，没有透过字里行间，看到它的另一种本质和内涵？除了文化层，或许它还具有那种跟石头一样坚韧，又百折不挠的品性。是的，浯溪摩崖的存在，其本身就升华了祁阳的石文化本意。自元结命名浯溪后，他与好友颜真卿书撰“摩崖三绝”的艺术成就无人超越，唯见“三绝”以外的一笔一字，把他们的人性发挥到了极致。其实，它在向后人隐藏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。这种家国情怀，民族大义传承千年而愈发激烈，彰显祁阳之大美。
我们只知道元结是唐代诗人，文学家。却很少知道他是一个集家国情怀的诗人和文学家。据史料，唐朝安史之乱时期，唐肃宗乾元二年（公元759年），元结向肃宗上奏了《时议》三篇，详细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及政治主张。肃宗看了以后，非常高兴，授予右金吾兵曹参军、摄监察御史，出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。他在鄂北、豫南招募义军，泌南高晃等率五千多人归附元结，使得史思明不敢南侵。上元元年（公元760年），史思明肆意南犯，肃宗命元结组织宛、叶二地的军队进行抵抗。元结屯兵泌阳，誓死保全了十五座城池，免百姓生灵涂炭之苦，成为抗击史思明的有功之臣。元结因平叛有功，连连升迁，声动朝野。平定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元结有感而发，写下了《大唐中兴颂》，总结了“安史之乱”的历史教训，整个颂文无不感慨悲壮，并祈福大唐美好的未来。但《大唐中兴颂》一直躺在元结的书房，他觉得应该找到合适的时机展示出来。其时，好友颜真卿，也受朝廷之命东征西讨，与安禄山誓血鏖战，其功绩卓越，封“颜鲁公”之称号。后人评为天下第二行书的“祭侄帖”便是他在行伍中所书，是为战死的侄儿颜季平写的祭文，民族大义溢于纸上。两位老友为国家安宁，驰骋疆场，舍生忘死，何等的英雄气概。他们既“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”，又同时背负相同的历史使命，经历相同的人生阅历，就是现在，他们的友谊也是绝无仅有的崇高吧。
平息安史之乱后，元结结庐浯溪。这一日，颜真卿受元结之邀来到浯溪做客，当时之情景，莫非我也在场？我分明看到两老友久经沙场后第一次见面时，他们紧紧相拥，捶足顿胸，却欲言又止，忽而喜极而泣！此时此景，激动万分，皆难以言表，泪水只得顺湘江之水滔滔而下。未经战乱之苦，怎知相见来之不易！我想，当晚元结拿出十年前创作的《大唐中兴颂》时，颜真卿是无法拒绝的。那是应天地之妙合，切时务之民意，摩崖三绝应声而出。它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产物，其实它所表达的主题却与历史无关。没想到，他们这一合作竟成千古绝唱。在《大唐中兴颂》后，历朝历代竞相模仿，刻有宋代的《大宋中兴颂》和明代的《大明中兴颂》。但这两篇颂文都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按指定的内容书篆上去的，意义与《大唐中兴颂》相差甚远。《大唐中兴颂》是作者发自肺腑之言，字字玑珠，句句涵义深远，且言真情切，其本身的情感出发点和侧重感就有所不同。就好像一篇是激扬文字的抒怀散文，一篇是官方的说明书。
试想一下，元颜二人当时的心情该是如何的深沉闷重。颜真卿手中的笔恨不得穿透石壁，那种筋骨雄健，大气磅礴之势，跃然摩崖之上。清晨的万道阳光一照，立着的摩崖，平铺的江水，一片亮亮堂堂。当我们立在摩崖面前，欣赏那苍劲浑厚的书法时，如果光顾着说好称奇，那是我们亵渎了他们的初衷。即便后来一千多年里的五百方石刻，虽尽显名家名作之气，但无论哪一方面无法望其项背。因为《大唐中兴颂》传递的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意志，它已经融入到石头的经脉里流动了起来。颂文曰，“……地辟天开，蠲除袄灾，瑞庆大来。凶徒逆俦，涵濡天休，死生堪羞。功劳位尊，忠烈名存，泽流子孙……”元颜二人把这种精神和意志隐喻在摩崖上，它象一面镜子照在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，觉醒一代代祁阳人。是男儿志当报国，心忧天下；当义无反顾，跃马杀敌，这是使命必然。尤其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，这种气节表现得更加尽情淋漓和突出。陶铸便是最杰出代表，他是我们祁阳的骄傲，更是呼应元颜精神的典范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陶铸回祁阳，他要求先到浯溪看看。陶铸一下车直奔摩崖的《大唐中兴颂》，伫思良久。他说，浯溪碑林要保护起来，尤其是《大唐中兴颂》。浯溪碑林在陶铸的提议下，免受历史的破坏。由此可见，陶铸对浯溪摩崖倾注了多少热情和挚爱。没有陶铸可能没有浯溪摩崖的今天。我想，当年陶铸景仰恢宏的浯溪摩崖的时候，一定是热泪盈眶的，他知道《大唐中兴颂》给了他什么。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，他用这种精神无时无刻在激励自己的理想，用一生的忠诚为祁阳人民树了一座丰碑，把自己站成一棵松树。从此，《大唐中兴颂》的中心思想与陶铸的理想重合起来。时过千年，冥冥之中，似乎早就注定有这一遭。历史的车轮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吻合点。
石文化是表象，精神才能永恒。1988年陶铸铜像及陈列馆也选址浯溪。陶铸铜像落成后，它一直是我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陶铸铜像深凝着故乡——石洞源。石洞源是盛产祁阳石的祁山一脉，元结让祁阳石与浯溪摩崖合璧，浯溪摩崖又与陶铸思想谋和。这是循环还是天意？在此之前，我相信许多人来浯溪游玩，都会感到很别扭。从陶铸铜像到摩崖石刻一步千年，就像刚下飞机犯了时差综合征一样，游览的思路一下子迷糊了，空间感左摇右晃，感觉它们没有任何因果，就像两个强扭的瓜。是的，它们一个是红色革命文化，一个是书法艺术文化，两者好像永远扯不到一起来，也永远没有什么交集和共同特性。其实我们想错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读懂《大唐中兴颂》。读懂了，心里那一个结，自然会理平；读懂了，那种壮怀激烈的情绪就会激发出来；读懂了，或许已不是少年，就像现在的我，心里一直在想，它们一定是有存在的逻辑和理由的。因为它和陶铸铜像在用同一种胸襟撞击我们的良知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祁阳念书。三五同学约好去浯溪公园玩，我们租了相机，从祁阳三中隔壁的院墙翻爬过去。那时只顾拍照留影，并不理会石壁上大大小小的文字。后与妻恋爱，约会浯溪公园，眼里也没看见一个字，甚至还没看清地上的路。现在，我会在它们面前肃穆，沉思，这个时候，根植于内心深处的那一点民族自信在蠢蠢欲动。
浯溪公园每一块石头都在散发耀眼的历史光芒，除了摩崖碑刻闻名遐迩，我们还应该提炼，过滤深层次的东西来作为更新主题。我在想，除了这些，《大唐中兴颂》是不是还在暗喻着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？或许我们应该作一篇“中华复兴颂”与之唱和。这作者会是谁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