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些合作社，还没开始种地，就已经开始赔钱了。”付君称。
据付君观察，今年春季，黑龙江省富锦市及周边地区，接连出现多起合作社租地违约的情况。之所以如此，在于有些合作社年前高价拿地，导致种地成本过高。然而，今年年后大豆价格“逐级而下”，玉米受小麦连累，价格也呈下跌态势。粮价持续不断地下行，为全年粮价走势定下基调，很大可能是秋后粮价难以达到投资预期。由于东北农户主要轮作玉米—大豆，这意味着亏损将是大概率事件。与其投资种地后亏损更大，倒不如现在违约，只是损失一点定金。
付君是富锦市剑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股东之一。该合作社由于严控拿地成本，发展得还算平稳。尽管2021年初成立至今只有三年，但稳扎稳打，规模已扩大至3万多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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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及一部分合作社“尚未种地，就已赔钱”的真实写照，付君称，近两年，很多合作社种粮食挣到钱了，总感觉只要种上粮食，“钱就揣到兜里面了”。但是，天底下哪有稳赚不赔的行业？
“今年的租地违约，损失定金，也是对投资者‘赌徒’心理的警示和打击。”他说。
业内人士认为，今年的地租上涨，与空前的大豆补贴有一定关系。大豆补贴固然有利于扩种大豆，但也变相推高了地租，增加了农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的种粮风险。
种粮收益收敛，投资者违约止损
由于近两年投资机会有限，而粮食安全备受重视，尤为重要的是，粮价走高，粮食丰产甚至创历史新高。于是，粮食成为投资者眼中的“香饽饽”，“下乡种粮食”也在资本中引起共鸣。
剑峰合作社选择在富锦市深耕粮食生产，跟付君是本地人有关，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，富锦市尽管是县级市，却是黑龙江省耕地面积第一大县，耕地面积占全省1/20。
付君称，在这边发展农业，可谓得心应手。对剑峰合作社而言，3万亩只是起步，15万亩才是未来目标。
在东北地区，每年秋收之际，就要张罗租地事宜。2022年秋季，彼时粮价高企，地租亦坚挺。由于摸不清来年的粮价走势，其他投资者又竞争性拿地，若下手晚的话，很可能就无地可租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剑峰合作社还是将拿地成本控制在每公顷（1公顷等于15亩）1.3万元以内。一旦超过预期，宁可把地让给其他投资者。
这样的谨慎，并非所有投资者都具备。据付君介绍，去年秋，就有投资者以1.5万元的成本拿地，高的甚至达到1.7万元。“很多风险管理意识不强的投资者，就把定金交了。”他说。
按照惯例，投资者需要交纳一部分定金，以确保拿地，定金为每公顷1000~2000元。由于规模投资者动辄几百、几千公顷地拿地，也就意味着，定金少则几十万元，多则几百万元。然而，在今年粮价走低之后，那些以1.5万元~1.7万元拿地的投资者顿觉不妙。在三四月份，春耕备耕期间，陆续出现了租地违约的情况。
如果前期拿地成本过高，那么投资者现在宁可违约不要定金，也要及时止损。“尚未种地，就已赔钱”，正是一部分合作社的真实写照。
付君称，近年的粮食单价、产量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甚至是多年来历史高位。那些指望高价拿地，继续赌行情，指望单价、产量会续创新高，就是投机心理在作祟，租地违约也就在所难免。
地租大幅上涨，富锦市是黑龙江省的缩影。据大豆天下网负责人李宏磊介绍，今年6月前后，行业协会分东、西两线对黑龙江全省大豆产业进行调研。调研发现，大部分地区的地租都有明显上涨。
以公顷为单位，以黑龙江省有代表性的地区为例，在该省东部地区，哈尔滨市宾县从去年的7500元涨至今年的1万元；佳木斯从去年的1万元涨至今年的1.2万~1.6万元，其中，下辖富锦市多数在1.4万元附近，较去年上涨1500~2000元；双鸭山市宝清县今年普遍在1.3万~1.4万元，相较去年1万元出现大幅上涨；虎林市从去年的1.35万~1.5万元涨至今年的1.72万元；穆棱市虽然上涨但涨幅小于其他地区，从去年的6000~7000元涨至今年普遍在7000~8000元。在该省西部地区，绥化市海伦市今年1.15万~1.25万元，比去年增加1000元；黑河市五大连池市，从去年1.1万~1.2万元，普遍涨至今年1.35万~1.45万元；黑河市孙吴县今年在8500~14000元之间，较去年增长20%左右；讷河市今年1.5万元，较去年增加2000多元。
由于地租带动成本过快上涨，为农业生产经营带来压力，也可以从宏观数据中得到印证。据黑龙江省龙科种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，黑龙江省连续三年（2020年~2022年）农作物的种植成本增长、理论收益连续下降。
数据来源：黑龙江省龙科种业集团有限公司
以亩为单位，在不考虑轮作补贴的情况下，这三年的种植成本，玉米分别为848元、919元、1184元，大豆分别为733元、825元、1066元；这三年的理论收益，玉米分别为390元、349元、119元，大豆分别为396元、314元、40元。
黑龙江省龙科种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铭丰称，之所以理论收益一路下行，与地租上涨有直接关系，尤其是2022年，地租同比暴涨39.3%。在地租上涨的催动下，2022年玉米、大豆的种植成本上涨均接近30%；在粮价走势上，玉米上涨0.05元/斤，大豆下跌0.1元/斤，从而直接拉大了亩均比较收益，达到80元。
大豆振兴与地租过快上涨
固然违约止损与投资者的冒进有关，但离不开年前地租大涨、年后粮价走低。地租的涨跌，取决于种粮收益。当季种粮收益上升，直接带动来年地租上涨。年后，农业补贴也支撑着地租行情。
付君称，近年来，投资者种粮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，与两方面因素有关。一是种粮收益明显。农业赶上好年景，粮食连续丰收，而且粮价在动荡局势中走高；二是农业补贴力度增加。
今年以来，随着粮价走低，地租原本也有所收敛。然而，3月春耕备耕之际，黑龙江省公布大豆补贴达到每亩350元以上，较去年提高41.1%，如此力度的补贴，使农户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，地租又坚挺起来。
“补贴力度大增，直接推高了投资者的拿地成本。”付君认为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地租的过快上涨，与玉米的关系更为直接。东北地区的主流轮作模式是“玉米—大豆”，即今年种玉米，次年就要轮作大豆。从比较收益来看，不考虑补贴，玉米远高于大豆，即便考虑大豆补贴、轮作补贴，玉米也要高于大豆，只不过差距有所收敛。换句话说，大豆受玉米连累，被动承受着地租上涨的后果。
关于大豆扩种，我国也经历了两个阶段。一是玉米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，2016年推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调减玉米，扩种大豆；二是基于国际局势动荡的现实，2019年启动第二轮大豆振兴计划，扩种大豆，提高自给率。业内人士称，这是长期的、战略性的举措，是基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的调整，并非权宜之计。
然而，本轮大豆振兴是靠高补贴支撑起来的。其基本逻辑在于，2019年之后，地租也进入上行周期，跟随玉米收益的增加而不断上涨，大豆扩种始终面临地租上涨的挑战。于是，为确保大豆种植面积稳中有扩，提高大豆补贴也就势在必行。
事实上，高补贴带来的负面效应，已越发凸显。最直接的表现是，扭曲土地流转市场，变相抬高地租。付君认为，表面上看，大豆补贴鼓励农户扩种大豆，但实际上大豆补贴是把真正的种植者给“坑”了，让投资者在无形之中承担了更大的风险。在东北地区，规模化种植已经成为主流。小农户将土地租给投资者，地租若1公顷1万元的话，今年大豆补贴上涨，都已经接近6000元，实际地租才4000元。小农户就会想，既然这样，为何不提高地租，分沾补贴呢？于是，在种植成本大幅上涨的情况下，一旦遭遇自然灾害，农作物产量下降，投资者就会损失惨重。
其实，大豆补贴聚焦种植环节，也有客观原因。李铭丰称，如果不强力补贴种植环节，投资者可能就不种大豆了，基层可能就无法确保大豆面积稳中有扩，“挣不着钱，农民是不干的。”他说。
中国大豆产业协会执行会长唐启军也承认，目前来看，要确保大豆扩种，大豆种植者补贴是最行之有效、立竿见影的方式。针对“因为大豆补贴过高，国家给黑龙江的转移支付太多”的言论，他认为，黑龙江省是国产大豆主产区，产量接近全国一半。表面上看，黑龙江省农户拿了补贴，但生产的大豆大部分都要出省，运往主销区。换句话说，这部分大豆补贴，其实最终补贴的是全国人民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适当提高大豆补贴，缩小大豆、玉米的比较收益，是很有必要的。随着玉米价格回归理性，玉米、大豆的比较收益能够控制在每公顷1000~2000元，农户也是可以接受的，毕竟对他们来说，即便没有补贴，也要考虑轮茬问题。
从全产业链角度来看，深加工、种子、物流等环节同样不容忽视。
对于深加工，唐启军称，在产量上来后，要想方设法推动企业在深加工、营销推广等环节发力，增加大豆消费场景。“要通过市场的力量，扩种大豆能为农户带来切实收益，不用补贴他们也会种大豆的。”他说。
对于种子，李铭丰称，“浇水要浇到根上”，补贴种企益处多多，既能发挥杠杆作用，又用不了那么多补贴。如果给好的大豆品种1斤补贴0.1元的话，1亩地用10斤种子，也就相当于1亩地补贴1元。黑龙江省大豆面积6000万亩，相当于补贴6000万元，这只是所有大豆补贴的零头，而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。
对于物流，“农户真正在意的，补贴只是一方面，最关键的是秋收后要能卖出去，变成钱收回来。”李铭丰称。他建议，通过税收、贴息、贷款等优惠措施，鼓励物流企业将大豆从产区运往销区，让加工企业消化。在不用刺激的情况下，实现良性循环。如果能跟加工端形成稳定的贸易关系，哪怕将来补贴减少，也能实现大豆外运。
从消化国产大豆这个角度来考虑，李铭丰还提到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在国产大豆主产区的收获季，也就是10月~12月，国家应该出台政策引导国内加工企业必须优先采购国产大豆，先将国内大豆消化掉，然后才放开进口。“将全省大豆消化掉，三个月时间完全够用。虽然不一定都能拉出去，但是已经订单消化，剩下就是运出去的问题。此举也可能刺激南方加工企业到黑龙江建设厂就地加工，也省去了一笔运费。等到放开进口，再使用进口大豆。”他说。